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集中暴发，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医疗废物处理严格按照标准进行分类收集和无害化处理的必要性，加大投资补齐医疗废弃物处理设施的短板刻不容缓。

与此同时，近期医疗废物、危险废物处置相关股票的强势表现，都从侧面证明了市场的热度。

医疗废物处置领域前景如何，是业内关注的焦点。对此，曾任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中国医疗废物可持续环境管理项目”国际协调专家（2006-2018）的蒋峰表示乐观：“如果政策进一步明确，保守估计，未来医疗废物处置设备制造、运营以及带动的相关产业，还有数十亿元的增长空间。”

多地“组合拳”提升处置能力

具体来看，医疗废物包括感染性废物、损伤性废物、病理性废物、化学性废物、药物性废物，危害性严重，含有大量有害物质，具有极强的传染性和高污染性。相关研究表明，医疗垃圾引起的交叉感染要占总交叉感染率的20%以上。这意味着，若不当处置医疗废物，其作为传染源极易引发污染事故，对周边居民的人身安全和当地经济发展造成重大损害。

在此次疫情中，医疗废物不仅有防护用具，还有大量患者的生活用品，例如棉被、电饭煲、保温桶等。医疗机构要做好医疗废物分类，尽量避免普通生活垃圾混合到医疗废物中，以免大量占用有限的医疗废物处置资源，提升处理效率。

回顾医疗废物处置领域的发展历程，2003年“非典”疫情，被广泛认为是我国推动医疗废物处置走向规范化的分水岭。随后，《全国危险废物和医疗废物处置设施建设规划》就获批准实施。

17年后，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医疗废物处置这个鲜有人关心的行业站到台前，也让医疗废物处置系统面临着新的考验。

由于我国各地医疗废物处置能力分布不平衡，在湖北、安徽等多地采取移动处理设备、水泥业跨界补位、跨区域协调处理等多种方式加强医疗废物的应急接收和处置能力。

生态环境部应急办主任赵群英表示，自1月20日以来，我国累计处置医疗废物18.2万吨。“武汉市最高峰医疗废物的产生量达到240多吨。生态环境部动员各方力量，组织46台移动设备送到武汉，并新建30吨的千子山医疗垃圾处置中心，实现每天产生的医疗废物每天处理。”

根据3月23日生态环境部通报的全国医疗废物、医疗废水处置和环境监测情况显示，截至2020年3月21日，全国医疗废物处置能力为6066.8吨/天，相比疫情前的4902.8吨/天，增加了1164.0吨/天。其中，湖北省能力从疫情前的180吨/天提高到了667.4吨/天，武汉市能力从疫情前的50吨/天提高到了265.6吨/天。

这期间，除了部分新建项目，各地驰援的应急处置装置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移动式应急装置迎井喷式增长。

在武汉投入使用的“移动式医疗垃圾焚烧方舱”能够确保医疗废物得到及时、有序、高效、无害化处置，从源头控制疫情。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驰援武汉的医疗废物处置团队负责人张胜田研究员介绍说，这套根据现场情况，针对性地优化改进出“移动式医疗垃圾焚烧方舱”，由南京中船绿洲环保有限公司、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和上海交通大学联合开发。该设备核心工艺是通过高温燃烧将病毒灭活，同时燃烧医疗废物使之分解无害化，特点是灵活性较强，高效集成医疗废物焚烧、烟气净化以及配套电控系统等模块，全套设备集成在3个标准方舱（20尺集装箱）内，便于采用通用集装箱运输车快速转移。设备可以随时移动，到现场后可以快速安装，快速投入使用，最大处置能力达到3吨/天。除了医疗废物处置能力需要在短时间内提升外，医疗废物的消杀能力、运输能力和暂存能力等都需要相应增强。

除了这种方舱之外，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驰援武汉工作团队还带来了另一种更加方便的车载式方舱——移动式医疗废物处置车，装置与车辆融为一体，随时可以开到需要的地方，到了就能立即投入到处理医疗废物的工作当中。

研发医疗废物处置车的安徽广通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徐际华介绍，这个车主要是用来处理高危医疗废物医疗废物，以及具有较强传染性的医疗废物。这样可以就地焚烧，减少了运输过程中带来污染的可能性。一辆车一天大约可以处理 3 吨医疗废物。

小型分布式处置设施能一定程度化解集中处置压力

“但应急型的医疗废物处理并不是长久之计。”一位业内人士坦言，医废处理是一场战疫的隐形战场，目前医废产生量和处置能力之间还存在较大的缺口，而未来为了应对像此次疫情一样的突发情况，处置能力的规划必然要超前。

我国大量的医疗废物并未得到规范处理，医疗废物处置的乱象报道屡见报端也是不争的事实。华夏幸福产业研究院研究员肖海燕表示，以生态环境部发布的2018年相关数据可得知，全国各省（市）除北京、上海以外，基本都存在医疗废物处置能力不足的情况。

据保守测算，我国2018年约产生医废168万吨，而2018年全国医废持证企业年实际处置医废98万吨，仍有相当部分的医废没有经过集中处置而被自行处置或流入其他渠道，风险相对较高。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医疗废物处置能力短缺，中央层面已有所关注。2月2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便提出，要补齐医疗废物和危险废物处理的短板。

日前，国家卫生健康委、生态环境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十部门印发《医疗机构废弃物综合治理工作方案》显示，截至2020年底，我国每个地级以上城市至少建成1个符合运行要求的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设施；到2022年6月底前，综合考虑地理位置分布、服务人口等因素设置区域性收集、中转或处置医疗废物设施，实现每个县（市）都建成医疗废物收集转运处置体系。鼓励发展医疗废物移动处置设施和预处理设施，为偏远基层提供就地处置服务。

此次疫情下，不断增加的医疗废物考验着处理系统的能力。这时候，单纯依靠原有的处理设施不能满足处置需求，需要发挥集中协同处置和移动式处置的作用。移动式应急处置装备与集中式处置能力如何衔接和搭配？在《医疗机构废弃物综合治理工作方案》中也有提及。在强调加强集中处置设施建设的基础上，《工作方案》鼓励发展医疗废物移动处置设施和预处理设施，为偏远基层提供就地处置服务。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环境工程部主任孙宁建议，在坚持以地级市为单位建设集中式处理设施的基础上，应该结合现实需求合理开展一批就地就近小型处置设施的建设，作为集中设施的合理补充。

对于分布式处置设施，蒋峰认为直接由医院自建设施或委托第三方运营，可以解决在集中处置中暴露的一些问题。

2014年，蒋峰参与了《中国医疗废物环境可持续管理项目示范省建设项目》。对某省的研究测算显示，当医疗机构病床数超过330张时，采用就地处置比集中处置能够节约60%的成本。事实上，这个省份全省超过100家医疗机构能够满足就地处置条件，产生的医疗废物初步估算占全部医疗废物总量的60%以上。

对于测算结果，我国第一个医院医废就地化处置项目是一个实践案例。2015年7月，四川省大英县人民医院投资110万元建设了日处理能力为1吨的处置项目。项目采用高温蒸汽技术，一直由医院负责运营，目前医院约有床位400张，每天产生医废0.2吨，同时接受本县其他医院转运医疗废物约0.13吨/天。项目建成至今已近5年，在实现收支平衡的基础上保持盈利。

“多地经验也显示，当医疗机构位于医疗废物处置厂60km以外，或其医疗废物产生数量小于50kg/天时，集中处置企业往往会放弃收集。因为设备运行成本和医疗废物处置的费用都是固定的，运费增加，就意味着企业减少收益。”蒋峰说。

除了经济效益，重庆智得热工工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龚伟也从安全角度解释了单纯发展集中处置面临的问题。“大量医疗废物的储存与转运，即使在大城市里，也面临转运途中的泄漏隐患。而且一旦集中式设备出现故障，或者是在传染病暴发时集中处置厂厂区有人感染，这样就会导致城市医疗废物的处置将面临更大压力。”

但也有业内人士当前移动式专业医废应急处置装置存在的安全性差、能耗高、排放不易控制等劣势表示担忧，这势必对企业的技术水平、研发投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医疗废物处理智能化亟待提升

在此次疫情期间，医疗废物处理情况效果较为理想，设施平稳、有秩序运行，实现了医疗废物“日产日清”和“应处尽处”。一方面，生态环境部门等积极协调组织相关单位，在原本的基础上拓展医疗废物处理能力。另一方面，针对具体情况，各个单位也通过技术创新，改造出移动式、协同式处理装置，提升处理效率。

运用新兴技术，未来怎样加速医疗废物处理的智能化？对此，张胜田提出，目前医疗废物垃圾桶还存在重复使用的情况，通过消毒杀菌保障二次使用，也需要付出一定人工成本和时间成本。未来对于具有高传染性的高危医疗废物，如呕吐物、病理标本等，建议采用一次性密封垃圾桶，避免二次污染的扩散。通过机械化操作，实现装置医疗废物连同垃圾桶一并处理，避免人员直接接触，并可并通过人工智能、5G、物联网等技术实现医疗废物从“摇篮到坟墓”的全流程追溯。

毫无疑问，本次疫情将提升政府对医疗废物处置的重视程度，加快补齐医疗废物、危险废物收集处理设施方面的短板。此次疫情所暴露的医疗废物处置短板，并不仅仅在于处置能力，还在于收运处置的信息化水平和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

这是否意味着今后医疗废物应急处置的装备以及运营市场将会迎来井喷式增长？对此，中关村绿创环境治理联盟战略委主任曲睿晶表示中小企业在转型时还需要慎重。中小环保企业在转型过程中可能面临三方面问题，风险较大。首先专业医废应急处置装置在平时没有大规模应用场景，装置单纯用于应急存在浪费问题；第二，相比其他废物，医疗废物具有高传染性特点，对安全处置的要求更高；第三，即便是移动式撬装专业医废应急处置装置也有安全性差、能耗高、排放不易控制等劣势，这势必对企业的技术水平要求更高，投入的研发成本也更高。